清沉香木雕山水人物笔筒笔筒以整体沉香木雕制，木质坚硬沉重，并散发浓郁的香味。口部呈椭圆形，筒外壁圆雕、浮雕一周山水图案，山峰林立，杂树掩映，景致万千；山林间点缀茅屋房舍，一老翁头戴斗笠，闲坐于崖边似在垂钓，崖下一只小船飘荡水中，恰如世外桃源。此件笔筒雕工精细，具有实用和欣赏双重价值，难能可贵。笔筒下部配有红木雕底座，光滑圆润，锦上添花。

4月2日，正值国际儿童图书日，锦州市少儿图书馆为义县曹屯小学带来了一台连环画数字阅读机和200本图书，共庆阅读的节日！连环画数字阅读机是以数字连环画和展览为主要内容的可以触摸的微型图书馆。包含96本连环画、4个主题展览，还有涂色和拼图游戏。不论是成语、武术、革命历史、国际战争，还是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孩子们想知道的古今中外名篇故事在连环画中应有尽有。抗日战争、建军90周年的爱国主题教育展览里，动态立体的图画、荡气回肠的音乐都会让阅读体验焕然一新。少儿馆为孩子们带来“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主题阅读活动。通过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书籍，鼓励少年儿童阅读党史小故事，了解党的历史，热爱党、热爱祖国，在追梦路上“时刻准备着”，展现和提升新时代少先队员的良好风貌。少儿馆致力于不断加强图书资源的流动，不断创新城乡共享的活动形式，形成合力，推进曹屯小学的图书尤其是数字阅读资源建设，让村小的孩子与少儿馆的普通读者一样，手捧最新最精美的图书，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中华儿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志昂扬，华夏子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威武豪迈，我们走在大路上，辽宁人民意气风发，豪情满怀······”3月31日，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省优秀群众文艺精品节目展演”在沈阳市辽中区文化馆剧场拉开帷幕。演出由序幕《迎春飞舞》和《幸福赞歌》《大爱无疆》《脱贫攻坚》《国富民强》4个篇章以及尾声《山歌献给亲爱的党》组成，包括歌曲、舞蹈、戏剧、曲艺等多种形式，共14个剧（节）目，其中有诗朗诵《驰援》、舞蹈《白衣脊梁》、歌舞《飞过蓝天的云朵》《我要你平安归来》和相声《辽宁猜想》、戏曲《梨花颂》、器乐《快乐乡村》等。演出内容表达了辽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赞颂，展示了辽宁人民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本场展演由我省群众文化战线的业务骨干、文艺爱好者以及文化志愿者200余人组成的演出阵容出演。辽中区的医护人员、环卫工人等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代表和观众近千人观看了演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演出现场。（摄影：杨竞）现场情绪激昂，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感染着观众······惠民、共享、同乐，是本次展演的最大亮点。台上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年届八旬的王姓老人，平时很少看演出，这次是沈阳市辽中区文化馆剧场建成后，他第一次看现场演出。他说：“每个节目都非常精彩，我打心底里高兴啊！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文化生活丰富了，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本次展演的导演高媛说，在这里演出，我们感受到了群众的热情，希望能通过这些节目将快乐传递给观众，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看到观众脸上挂满笑容，觉得演出是十分有意义的。谈到整场演出，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副馆长李红梅说，群众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文艺演出是辽宁省文化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场演出正式拉开了辽宁群众文化系列展演活动的序幕，从4月份开始，我馆将陆续推出多种形式的系列主题展演展示活动。比如红色文艺轻骑兵下基层演出、十省（市）百名群文人歌颂党线上活动、百馆千站万村培训工程、辽宁省群众文艺原创季、全省群众美术书法摄影展、“爱祖国、颂党情”少儿专场演出等。

清沉香木雕七佛钵此钵以整块沉香木制成，木质略为粗糙。器形呈圆钵形，平口直腹，近底处内敛。钵内壁光素，钵外壁一周等分浮雕七尊佛像。各佛以半圆雕制成，均为结跏趺坐，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头顶光环，身披袒胸袈裟，面目庄严，使人望而敬畏。此件器物原为实用器，后应作为供器使用。雕刻细腻，做工圆润，不失为佛教法器精品。钵原是印度僧侣手托用以接受布施的法器，也是饮食和供于佛前的供养之具。

清桦木透雕群螭灵芝清供此件清供为桦木苞材质，木质细腻，质感清爽。采用高浮雕和透雕技法，精心雕刻而成。全器呈不规则形，立体雕成枯木、顽石形状；依山石向上雕6只蟠螭并数朵灵芝，以象征平安、祝寿之意。清供底部有四足木座。此器造型奇伟，雕刻刀法娴熟，所雕物体形态各异，是桦木雕刻品中一件上佳之器。

T3陶器出土状态。第一地点4号建筑址。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位于“女神庙”北侧，这里的山台建筑中出土了彩陶缸、钵、罐的碎片，这些重要文物与红山人的宗教礼仪活动相关，应该是某种祭祀活动的体现。3月27日，2020年度辽宁省田野考古工作汇报暨业务培训班在沈阳举办。其间发布的11项遗址的考古成果中，前两项即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马鞍桥山遗址均与红山文化有着密切关联。这两处遗址的发现，有的阐释了重要学术问题，有的丰富了过去的一些认知，给予考古工作者新启示去探索更多的未知。记者就此采访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在垫土层发现可复原陶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位于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在著名的“女神庙”北侧，是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大型平台遗迹。2020年度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的发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完成，由于2号建筑址面积大、结构复杂，此次发掘采用了探方与探沟相结合的方法，以探沟初步了解遗迹的分布、对重点位置探方发掘确认其全貌。同时结合地面踏查和三维扫描、低空高精度滤波测绘等技术手段，对区域范围内可能存在的遗迹进行细致探查。此前1981年的调查，初步确认这里存在品字形排列的3座山台，近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8座山台石墙，编号为T1至T8，其中T1和T7分别对应最早判定为品字形山台的“北山台”和“东山台”，“西山台”涵盖T3、T5、T6这3座山台，在东西两侧外围还发现了T4和T8两道山台石墙。T3是2号建筑址中年代相对较早的遗迹，目前仅保留北侧石墙，其东部被T2叠压，西侧砌石被破坏无存。石墙为单层砌石，只保存底部的1层至2层，与T1不同，T3的石墙直接砌筑在垫土上，内侧保存有宽3米的地上积石。此次对T3垫土的解剖确认垫土分为三层，每层垫土上都发现了可复原的陶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器并不完整，有些只有整器的下半部分、有些只有上半部分，少数不同层位、不同位置的陶片可以拼合在一起。据此推测，在构筑T3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是将完整陶器分解后，埋藏在台址的不同位置或不同层位而起到了奠基或其他作用，应该是与红山人宗教礼仪中的某种祭祀活动相关。在这些陶器中，也存在固定的组合方式，由体型较大的红陶器、个体较小的灰黑陶器和圆陶片组成。考虑到圆陶片有可能是木觚的底部，那么这样一套组合就有可能与酒礼相关，即为“祼礼”用器。祼礼，是周代重要的礼仪，主要有祼祭和祼飨两类。2号建筑址较目前所知更大本次考古通过高精度滤波扫描，在最东侧山台石墙T8的北侧发现了被冲沟截断的多道疑似石墙，从石墙的走向上来看可能与T8相关，是T8北侧延伸部分。在最西侧山台石墙T4的外侧还发现了疑似长方形山台的痕迹，目前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为T5向西延伸的部分。虽然由于时间的限制未能对所有疑似遗迹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但从地表发现的遗迹现象来看，2号建筑址的范围可能较目前所认知的更大。此外，第一地点4号建筑址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因其位于“北山台”的东侧、“东山台”的北侧而将其独立编号，T8的发现表明其可划归到2号建筑址的范围内，可能属于2号建筑址的附属建筑。重新审视多个遗迹间关系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发掘的学术意义在于，对了解多个山台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的考古工作提供线索和依据，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牛河梁遗址群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牛河梁遗址群的性质、功能以及牛河梁遗址群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2号建筑址经过了较为长期的营建和使用过程，山台的结构和砌筑方式的差别表明不同山台之间可能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对于认识2号建筑址的形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对2号建筑址范围的重新认定对于认识其性质、功能及其在第一地点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将推动考古工作重新审视第一地点多个遗迹单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2号建筑址的修筑和使用过程、结构和功能都较为复杂，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来对其有更清晰的认知。

北崴遗址銮铃出土情形。（来源：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这是一处以青铜时代为主的聚落遗址，从商周至西汉初均发现遗存：有新乐上层文化的房址、灰坑、灰沟，有瓮棺葬，有西周至春秋的竖穴土坑墓，有战国至西汉初的灰沟、灰坑等遗存，填补了沈阳地区新乐上层文化与郑家洼子类型之间的考古学文化系列缺环。此次发掘对完善沈阳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价值。遗址位于沈阳新民市境内，发现8座墓葬、39座灰坑及4条灰沟。出土文物有夹砂陶器、少量的石器、铜器、料器、铁器等，各类小件183件。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是2020年至2021年辽宁文化界的一件盛事，该展以先进的策展理念，新颖的办展模式，丰富的文博资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可以说是近年文博界的现象级文物展览。展览于3月28日结束，但展览引发的话题还在继续······为了总结此次展览的意义，为今后办展提供借鉴思路，3月27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阳举行，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四川大学等学术单位的37位专家学者，围绕展览主题和内涵，从文物价值、文学意义及策展思路等视角多维解读透视这次大展，不仅在研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而且提交了53篇高质量论文。这些论文站在学术研究前沿，既有新材料又有新观点，既有学术性又有实践性。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摄影：杨竞）青少年参加手绘“唐宋八大家”人物活动。（摄影：杨竞）观众正认真观展。（摄影：杨竞）观众正认真观展。（摄影：杨竞）展览中上演的情景剧《苏门教子》。（摄影：杨竞）这是一次具有文化意义的展览，有必要以此次大展为契机，总结经验，开创辽博展览的新局面2020年12月2日，由国家文物局与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省博物馆承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省博物馆开幕。作为史上首个以传世精品展示“唐宋八大家”家国情怀和时代风华的主题文物展，展览展出书法、绘画、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门类展品共计115件（组），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卷》、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宋苏轼《潇湘竹石图卷》等国宝级文物均在展览中展出，展览累计参观人数25万人次，举办社教活动206场，研发主题文创产品400余种，主流媒体报道672次。展览再次向全国观众展示了“辽宁有国宝、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将“唐宋八大家”这一为众人所熟知的文学概念，转化成以书画为主的展览，完美呈现在辽宁省博物馆。展览三大主题展厅分别为“文垂千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难得一见的文物、书法绘画展品、数十万文字说明与近千幅说明图板、图表，立体诠释着“唐宋八大家”从文学艺术成就到思想品格风骨的全貌。文物展品与文学作品于展陈中相互渗透滋养，使观众能在欣赏文物的同时领略“唐宋八大家”及“古文运动”的成果与历史背景，更能领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修养情怀，中国文人“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等。“唐宋八大家”倡导和推动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他们创作的诗词和文章是我们今天仍然诵读的经典。每个受过中等教育的观众都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那么如何在展览中创造新意，让大家在不同视角有新的发现？此次展览在此下足功夫。三大主题展厅分为16个单元。其中，“文垂千载”展厅环境颜色以森林绿色为基调，“德行笃定”展厅以皇家宝蓝为基调，“家国情怀”展厅以耐火砖红为基调，这是策展人将色彩传统认知赋予八大主题人物。最先亮相的是韩愈。策展人将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上多处有韩愈墨迹的部分展示出来。这是唯一存世的韩愈墨迹，其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自不待言。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胡海迪说，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开创之功，绵延千年。他对前代文化遗产吸收转化、勇于创新、继承发展，为传统文体注入新的活力，对当代文学吸收、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好的示范作用。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主编张立军说，“古文运动”是唐代中期及北宋时期文坛和思想界提倡的一种文体改革，这种文体改革的特点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唐宋八大家”正是这次文体改革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场文体改革运动，其实质是一场文化思想层面的革新，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谷曙光说，“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超卓创意和文化史意义，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展览方面罕有其匹的。“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文章写作成就最高的大家，同时他们品端行正、忧国忧民，也是古代士人阶层的杰出代表。辽博独具只眼，以“唐宋八大家”为主题，围绕他们的古文成就、家国情怀等设计大展，全面、系统、综合地展示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学艺术价值，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展览。有必要以此次大展为契机，总结经验，开创辽博展览的新局面。展览借助一幅幅传世书画、一件件精品器物，诉说着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创造力、奋斗精神中国古代文人借诗言志、以文咏情，诗词歌赋成为他们表达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两宋时期，家国情怀成了彼时诗词的基调和主旋律，其中弘扬家国情怀的优秀篇章更为后人所推崇传颂。弘扬家国情怀的词作多以“豪放派”为主，而“豪放派”词作的代表人物苏轼，一方面摒弃了传统词体的表达范式，破除了“诗言志”“词言情”和“诗庄词媚”的风格界限；另一方面将充溢家国情怀的词作推向巅峰，正是这种艺术表现使苏轼成为有宋一代词人中展现家国情怀的最重要代表。沈阳文史馆馆员周维新说，此次展览从“唐宋八大家”诗词文章中提炼出与他们家国情怀、为官之道有关的内容，深入分析解读。通过对这些内容的介绍，让传统文化别开生面，让中国故事历久弥新。比如韩愈的“（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柳宗元的“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欧阳修的“文与道具”“道胜文至”，苏洵的“视天下之所宜上（尚）而固执之”，苏轼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辙的“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王安石的“择术为先”，曾巩的“圣人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绝若一发之系千钧也”等情怀，昭示着他们在中华文化阶梯上所处的高度。他们的精神境界不仅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更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奥义所在。家国情怀是古代文人士子对国家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度融汇和系统集成，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密码。此次展览“唐宋八大家”主题相关展品，将“唐宋八大家”放置于中国历史的高度并给当下以启迪。将此八位文化大家甘于担当之襟怀用文物展示的形式传递给大众，使展厅意化为课堂，让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在博物馆展厅中认识“唐宋八大家”等传统先贤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感受他们悲天悯人、心系苍生的精神境界，正是展览的教育之责。展览借助一幅幅传世书画、一件件精品器物，诉说着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创造力、奋斗精神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辽宁省博物馆张书慧说。“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梳理、对“唐宋八大家”文学成就和生平事迹的呈现，推导出他们的共同思想内涵，即他们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大义。展览最后一个展厅即以修、齐、治、平为核心，展现“唐宋八大家”如何“文以明道”，如何“修身以学”“孝慈齐家”“为政以德”“心忧天下”，将“唐宋八大家”高尚的人格魅力展现在一件件文物藏品当中。尤其是“为政以德”单元中，以清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宋马麟《荷乡清夏图》展现苏轼在杭州为官经历，揭示苏轼曾为拯救杭州瘟疫，创立病坊，分发药剂，引人共鸣。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为例，通过对这个现象级大展的研讨，为今后博物馆展览策划与实施带来更多启发“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使用叙事性方式布展，使展品作为一系列完整叙事结构中的事件元素出现，展现文物背后隐含的文化背景，使观众获得更丰富的观展体验。“文垂千载”展厅使用线性叙事方式，按照文学史发展顺序展陈展品。“德行笃定”展厅则使用并置叙事方式，分成8个小单元分别展示“唐宋八大家”每个人的生平，以大家普遍熟悉的故事展现他们人生中的重要节点。比如第一单元以中学语文课文《马说》作为介入点，通过展板展出《马说》原文节选，选用宋徽宗赵佶《王济观马图》展示韩愈初登仕途怀才不遇的人生阶段。比如第五单元“苏轼——触处生春”，围绕对“苏东坡”的解读展现文物藏品，从苏轼号东坡引出苏轼的黄州经历，引出《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用明仇英《赤壁图》、宋孝宗赵昚章草书《后赤壁赋》、清拓苏轼行书《黄州寒食诗》、清拓苏轼行书《赤壁赋》等文物展品多角度呈现苏轼的文学造诣和人生经历。“德行笃定”展厅为了能够呈现“唐宋八大家”精彩跌宕的人生，普遍采用了一段故事、一篇原文、一系列展品的布展形式，展品不以其创作时间的先后作为顺序，而以故事情节的时间次序出现，成为展览叙事中的一个元素，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文章，展现文物展品背后的历史文化。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李林说，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国内各大文博机构都在不断调整思维观念，拓展工作思路。辽宁省博物馆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又见大唐”“又见红山”等展览让人耳目一新，受到包括文博界、艺术界、学术界在内的广泛好评。这次推出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展览选题、展览组织、展陈设计、社教宣传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多元、更深入的创新，从博物馆策展研究方面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案例进行分析探讨。李林认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展览选题的思维拓展方面，分析了作为以“唐宋八大家”这一文学史、文化史概念为出发点，整合文学、历史、艺术、文物等领域的综合文化展览中的尝试与经验，以及给今后展览选题策划的启示。在展览组织与实施方面，巧妙地整合了文史常识与历史文物，较好地整合了文化熏陶与艺术欣赏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展览内容与清晰展览思路。在展陈设计方面，本次展览亮点突出，将展陈设计与展览内容有机整合，互为促进，将静态展示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结合，探索了全新的展览效果与观展体验。在社教传播方面，吸引了国内、省内的众多媒体，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尤其是在众多新媒介与平台的广泛传播，极大拓展了展览的影响效应；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文创大赛、文创产品推广等也使得展览超越以往普通文物展览，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化艺术综合展示活动。通过对这个展览个案的讨论，会为今后博物馆展览策划与实施带来非常重要的引领与启发作用。“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引发的话题太多，研讨会上，专家纷纷发言，有的从人物谈，有的从具体作品谈，有的从文化意义谈······总之，专家学者都认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通过展览增强文化自信，与观众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达成了共识。

2021年3月27日，2020年度辽宁省田野考古工作会议在沈阳举行。在国家文物局及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指导下，辽宁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在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对辽宁历史文化研究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记者在2020年度辽宁省田野考古大会上，对沈阳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深入采访。上马遗址出土的陶瓮。考古调查的遗址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辽金时期本年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省内各市县文博单位，完成了十余项考古调查、发掘。其中重要的田野考古项目有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发掘、马鞍桥山遗址发掘、水泉遗址发掘、北崴遗址发掘、上马遗址发掘、两家子遗址发掘、桃李营子遗址发掘等。这些遗址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辽金时期，对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为辽宁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北崴遗址考古完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北崴遗址位于沈阳地区，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地表散落了许多夹砂陶片、泥质灰陶片等遗物，是一处以青铜时代为主的聚落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17年、2019年对遗址进行了1000平方米、5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商末至西汉早期的遗存，青铜时代的遗存较为丰富。2020年度，辽宁省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北崴遗址大范围的勘探及3次考古发掘，基本确定北崴遗址新乐上层时期的遗址范围，东、西、南侧的界线。在北崴遗址发现的墓葬多为仰身屈肢葬，随葬器物较少，以形态多样的陶壶为主，补充了2019年发掘的墓葬材料，墓葬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这批墓葬年代介于新乐上层文化与郑家洼子类型之间，补充了沈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础资料。通过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北崴遗址自商周至西汉初均有遗存，有新乐上层文化的房址、灰坑、灰沟，有瓮棺葬，有西周至春秋的竖穴土坑墓，有战国至西汉初的灰沟、灰坑等遗存，在3次发掘结束后，整理、研究、出版这批发掘材料，补充了沈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础资料，对完善沈阳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价值。上马遗址为研究长城体系提供新资料上马遗址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上马社区。该遗址所在的东郊浑河沿线是沈阳战国至汉魏时期考古学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浑河右岸的山岗台地上分布有战国（燕）、秦、汉长城列燧及相关遗址，浑河左岸分布有城址、墓葬等。其分布范围横阔约15千米，纵深约10千米。这些考古学遗存位置邻近、时代重合、文化面貌相同、功能相关，是战国至汉魏时期辽东长城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往对战国（燕）、秦、汉辽东长城的考古工作多针对城址和烽燧展开，研究思路也多限于点（城址）和线（列燧线），有失系统性。此次，在长城沿线发现的上马汉代建筑遗址为系统研究由障、塞、亭、燧、徼等防御设施构成的战国（燕）、秦、汉辽东长城体系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3月27日，沈阳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下属的沈阳金融博物馆策划的“惊艳马可·波罗——中国古代纸币的源流与传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的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展以马可·波罗与元代纸币为主线，辅之以北宋交子、南宋会子、金代交钞、大明宝钞、大清宝钞等，将中国古代纸币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欧洲国家联系在一起，展现出东西方纸币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展览现场。随着印制技术不断提高，世界纸币在设计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纸币在历史发展中，无论是设计创意、防伪创新都随着不断的交流而逐渐国际化。本次展览以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为主观视角，以他曾经游历的中国元朝为出发点，引出中国古代纸币的源流和传播，勾勒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将自北宋交子至清代纸币的中国古代纸币发展历程作了系统介绍。本次展览介绍了中国古代纸币对西方近代纸币诞生的影响，以及西方近代纸币对中国近现代纸币诞生的影响。随着货币制造技术的进步，纸币的发明使人们可以便利地在纸张上使用签名、盖章、暗记等信用符号。宋朝交子的出现，让纸币从最初的社会交换手段蜕变为国家财政工具，使纸币内含的商业信用提升到了国家信用。此次展览的策划初衷是以古代纸币文物为信息载体、以弘扬货币文化为展出目标。此展曾经于2019年8月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作为“神奇的东方古代货币——白银与纸张”的一部分在该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并获得外国同行和各界观众的好评与欢迎。图木舒克市与中国纸币的对外传播颇有渊源。古时，这里是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所辖地区。如今，这里是“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沿途的重要城市，在图木舒克市成功举办此展，可谓相得益彰。举办这样的展览，在充分展示沈阳深厚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展现了沈阳的文化品位，让更多的人知道沈阳，了解沈阳。